为深入发掘巴蜀史料，充分传播巴蜀文明，2024年10月，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分中心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席杨玉华教授与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黄毓芸共同点校的新著《锦里新编》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锦里新编》（十六卷）为清人张邦伸所纂志书，成书于清嘉庆五年（1800）。张邦伸为一代循吏，颇有政声，他于辞官归蜀时纂修此书。《锦里新编》主要记述清代蜀中之人物故实，多有他书未载之内容，颇具史料价值。本次整理以四川省图书馆藏清嘉庆五年（1800）敦彝堂刻本为底本，以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年（1913）成都存古书局刻本为通校本，以湖南图书馆藏清咸丰元年（1851）重庆刻本为参校本。《锦里新编》备载蜀人、蜀事，“于史志不足之处，拾遗补阙，匡正谬误”，当中所作人物传记在百人以上，其中不少人难入正史，若无此书，其事迹将逐渐湮灭，因此在反映清初至乾嘉时期的蜀中历史文化上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尤其在保留蜀人诗歌及蜀中文学活动史料方面贡献突出。本书的内容与特色主要有：

其一，人、史、地三分而尤重人物。《锦里新编》虽平列十四目，但按其内容可囊括为人物、历史、地理三大类，历史、地理门类仅“异闻”“边防”两目，且因张氏“不能遍历疆宇以扩其见闻，故所载从略”；而名宦、文秩、武功、儒林、忠义、孝友、节烈、流寓、异人、方伎、高僧、贼祲等十二目均属人物，共载三百余人传记，可谓书中之髓。巴蜀方志，《华阳国志》肇其端，其门类人物、地理、历史三分，而又尤重人物，《锦里新编》正是秉承了这一传统，将人物志视作志书的灵魂。

其二，史料来源的权威性。相较官方修志能通过公开征集获取素材的便利而言，私人撰志在材料获取方面则有一定限制，张氏也曾感叹“山川既广，耳目难周。以一人之知识而欲括通省之菁华，得一遗九，挂漏实多”。但由于张氏本为蜀人，“于三巴佚事闻见较真”，又在邑中交游甚广，《锦里新编》不少传主都与张氏有过交集，包括授业恩师周国器、高辰，锦江书院同窗李漱芳、何明礼及友人李调元等，为人物志的撰写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史料也具有较高可信度。书中不少记载甚至成为后世官修志书所资材料，如《（光绪）新修潼川府志》中费元龙、樊廷、杨先宪等十余人传记均录自《锦里新编》，《（嘉庆）四川通志》《（嘉庆）汉州志》《（道光）保宁府志》《（光绪）资州直隶州志》等也不同程度引用了《锦里新编》中的史料。

其三，与张氏其他著述形成互文关系。张氏著作颇丰，其中《绳乡纪略》与《全蜀诗汇》亦是其整理乡邦文献的重要成果。《绳乡纪略》实为汉州方志，分沿革、古迹、坛庙、兵革、五行、丁粮、职官、名宦、选举、经籍十门，该书尤详地理考证，内容上与《锦里新编》形成详略互补。又《全蜀诗汇》选辑大量清初至乾隆乙卯（1759）间的蜀人诗歌，在全面汇辑清代蜀人诗歌方面尚属首功。《锦里新编》收录传主的部分代表作或警句，《全蜀诗汇》则可窥其全貌；《全蜀诗汇》所录作品，亦可从《锦里新编》中窥其评价。可以说张氏著述间存在的互文关系，立体而系统地反映了清代巴蜀历史文化的面貌。

图《锦里新编》封面图

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秘书处

2024年11月8日